迟福林：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将促进新一轮产业、科技变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蕞终目标。浙江省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成效明显，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同时，也需要补短板、补弱项，具有广阔的优化空间和发展潜力。
他表示，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意味着我们进入新发展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总体条件已经初步具备。“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吃‘大锅饭’，浙江的发展经验说明，‘共同富裕’是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勤劳致富、发展致富、改革致富，蕞终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京报：你认为，这次提出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跟以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有什么区别？
迟福林：首先，改革开放的蕞终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发展目标。
浙江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城乡居民收入、公共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基础。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说明浙江在改革发展上将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当前，无论是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自由贸易港，侧重点都是从高水平开放的层面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而浙江在高质量发展中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在一定发展基础上，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探索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为全国做出一个重要的示范。
迟福林：浙江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
比如说，浙江面积、人口具有一定规模，既有城市也有农村，代表性较强；浙江富裕程度较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城市居民收入连续20年、农村居民收入连续3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1位。
此外，浙江的城乡发展的均衡性较好；民营企业占主体地位，改革创新的意识较强。这些都是浙江的重要优势。
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勤劳致富、发展致富、改革致富，已经成为浙江的一条基本经验。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将有利于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通过开展示范区建设，及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能为全国其他地区分梯次推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示范。
迟福林：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我想有几个问题很重要。首先是坚持发展优先，继续在改革发展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其次，高质量发展主要还要靠改革创新基础上的发展。例如，民营经济已成为浙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载体，在此基础上，怎么更好地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使人们更坚定地在改革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成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中之重。
迟福林：浙江有很好的基础和优势，但确实还存在一些短板。比如，浙江如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通过优化城乡结构，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需要加快补齐的一个短板。
其次，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更多地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下功夫；加快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此外，民营经济是浙江市场经济的主体，如何进一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保持民营经济的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使民营经济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起到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一项重大任务。
新京报：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什么重大意义？
迟福林：“共同富裕”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目标。改革开放已经40多年了，我国已经初步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条件。
提出“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线的一个根本体现。共同富裕，肯定不是搞平均主义，也不是搞大锅饭，而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这个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如何融合、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如何结合，是浙江要重点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因此，如何走出一条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很重要。在新发展阶段提出“共同富裕”，也说明我们坚定了信心，明确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发展目标：以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为重点，打下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并且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城乡结构、社会结构上做出必要的调整。
迟福林：我想，首先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明显缩小贫富差距。我国目前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比较大。为此，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第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和重要途径是要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让城乡居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第三，要以经济发展来促进社会结构调整，不仅由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要为中长期发展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第四，共同富裕是建立在改革体制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公平可持续发展。浙江的发展经验证明，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勤劳致富、发展致富、改革致富。通过市场的力量加上政府的有效调节，使更多人有参与的机会，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富裕水平。
更重要的一点，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要通过科技创新、技术创新等新技术手段，让人们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
新京报：为支持浙江示范区建设，《意见》中强化政策保障和改革授权，这会不会与长三角经济带争抢资源？
迟福林：我想这种状况可能会出现，但不用担心。在长三角经济带中，浙江处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会吸引一些企业和高层次人才流入，这也会加快长三角地区的整体发展。
浙江先行先试，对长三角地区有更大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因为长三角地区的其他省市与浙江的发展情况比较相似，我相信浙江在加快发展的同时，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也会朝着同一个目标共同发展。
浙江的高质量发展，将辐射长三角经济带，包括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实现共同富裕的范围，长三角经济带将在引领我国民富优先和共同富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迟福林：我想主要是示范和促进两个方面。首先，浙江在改革创新发展方面将起到重要示范作用。比如说，民营经济主要是在市场中产生，如何形成更好的市场环境、如何促进民营经济稳定发展等，浙江在这些方面会起到示范作用。在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将产生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由此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浙江的发展和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城乡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科技革命、绿色革命融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新一轮的产业变革、科技变革和绿色革命等。
作者简介：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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