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为何抛荒？现代农业需要规模而规模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
站在田埂上眺望，耕地长满杂草，这一幕在当代中国农村已不鲜见。这种景象背后，是一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困局正在上演最后的篇章。自秦汉以来形成的精耕细作传统，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终于显露出难以维系之势。
细究其中缘由，最直接的莫过于经济账的残酷对比。在湖南某产粮大县，老农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一袋50斤的杂交稻种要价180元，比五年前贵了四成；尿素每吨突破3000元，农药价格更是年年看涨。一季水稻从育秧到收割，不算人工就要投入近千元。即便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亩产1200斤稻谷卖个1500多元，刨去成本所剩无几。而在县城开发区，随便找个包装工的活，月薪都不低于3000元。这种悬殊的收益差距，让年轻人用脚投票成了必然选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农业始终未能跳出三十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窠臼。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汉代赵过发明代田法，这些精耕细作的技术革新，本质上都是在人均耕地有限的约束下做文章。如今全国农村人均耕地仍停留在1.4亩左右，与西汉时期的占田制下一夫百亩的理想相去甚远。这种碎片化的土地经营，使得联合收割机往往要在田埂间辗转腾挪，现代农业机械的效率大打折扣。
1980年代初的苏南农村，那年春天，武进县中学组织了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参观活动——前往相邻的丹阳连湖农场。清晨出发的卡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当视野突然开阔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农耕图景：广袤的麦田里，苏联进口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正轰鸣作业，其宽度恰好与田垄等宽，像一把巨大的梳子梳理着金色的麦浪。更令人称奇的是，配套的解放牌卡车与收割机并排行进，通过金属管道直接将麦粒输送到车厢，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见一个弯腰劳作的农人。
时近正午，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片足有两百亩的麦田已经收割完毕。农场技术员告诉我们，这样的效率在他们这里司空见惯。在职工食堂用餐时，一位戴着眼镜的农艺师给我们算了笔账：连湖农场每个职工平均管理百余亩耕地，这个数字让来自武进的师生们倒吸凉气——在我们家乡，即便是壮劳力，一年到头也就伺候五六亩地，能种上七八亩的都算得上能人了。
细细比较，两地差异犹如两个时代。连湖农场早已实现化学除草，而我们还在沿用明清传下来的三锄之法；农场使用白俄罗斯产的钾肥配合国产尿素，而生产队仍以千斤粮万担肥为口号，社员们天不亮就要去拾粪；当农场的东方红喷雾器在防治麦锈病时，我们村的田头还飘着艾草熏虫的烟雾。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土地规模——农场田块是经过1958年大地园田化运动统一规划的百亩方田，而我们生产队虽然也搞过平整土地，但受制于原有的地权格局，田块最大不过七八亩，小的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种差距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农业组织方式。连湖农场作为省属国营农场，其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农业试验场，继承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管理模式。拖拉机手老张告诉我们，他们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按月领取工资，与城里工厂别无二致。而在我们公社，生产队长每天还要敲钟派工，年底按工分分红。那年头农场职工月工资能达到四十多元，抵得上我们村两个壮劳力的工分收入。
三十年后再回首，连湖农场的景象愈发显得意味深长。当年那些让我们惊叹的机械化作业，如今在黑龙江农垦区已是寻常事。但在苏南这样的传统农区，土地细碎化的问题反而愈演愈烈。老家亲戚告诉我，现在一户人家七八亩地还要分成五六块，插花般散布在村前村后。
1985年夏收时节，常州奔牛镇的景象颇具讽刺意味：几乎家家场院都摆着一台崭新的脱粒机。这些标价800元的金凤凰牌机器，相当于当时2000斤稻谷的价钱。王会计给我算了笔账：过去生产队两台机器就能解决的活计，现在三十多户人家要买三十多台，多数时间闲置生锈。
更荒唐的是配套设备。每个农户都要自备扬场机、鼓风机，甚至有人买了小型发电机。这些在集体化时期可以共享的固定资产，如今成了分散在千家万户的沉睡资本。在丹阳访仙镇，我看到五台脱粒机并排摆在打谷场上，主人苦笑着说：就像五个和尚没水吃。
1990年代的粮食产量报表确实好看，但深入农村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在宜兴周铁镇，老朱给我看了他的账本：1982年亩产1200斤，1992年涨到1500斤，但化肥用量从50斤增加到200斤，农药开支翻了五番。最让他揪心的是，粮价涨幅远追不上农资涨价的速度。
农业专家们后来才明白，那些年的增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被压抑的生产潜力释放、新品种推广和化肥滥用。在江阴华士镇，土壤检测显示有机质含量从1980年的3.2%降到2000年的1.8%。农民们说，现在的田就像吸毒上瘾，不用化肥就不出粮。
在常熟支塘镇，农业合作社的尝试让人看到一线曙光。老支书组织村民将600亩地集中流转，引进全套日本久保田设备。但这样的案例在苏南仍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村庄，青壮年出走留下的空心化困境，与沉睡在仓库里的现代化农机形成刺眼的对照。
令人费解的是，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苏南地区，农业反而出现了逆现代化现象。2010年卫星影像显示，苏州工业园区周边竟有大量抛荒地，与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观形成刺眼对比。农业专家指出，这并非真正的土地过剩，而是分散经营导致规模效益丧失的恶果。当年丹阳农场一个人能管百亩地，现在苏南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反而缩小到不足五亩。
土地承包权的不断延长和固化，实际上架空了集体所有权。在太仓浏河，村委会想调整一块抛荒地进行规模经营，竟遭到十几户不在村地主的联合抵制——他们宁可土地长草也不愿流转，只因把承包权当作了传家宝。这种准私有化的产权安排，使得整合土地难上加难。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在江阴华西村，保留集体经济的村庄反而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他们的千亩稻田用上了插秧机，亩均效益是周边散户的三倍。这或许说明，问题从来不在集体所有制本身，而在于如何与时俱进地创新其实现形式。
四十年过去，苏南农村的变迁印证了一个朴素道理：现代农业需要适度规模，而规模经济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当这个载体被削弱后，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落地生根。站在新时代回望，丹阳农场的经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走过的弯路，也映照着未来可能的出路。
[赞]关键是农业要有收益，可以城市家庭与农户种植相结合，城市家庭下订单，农户按照订单种植，这样农业就有出路了，规模化根本不是必要，
把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强行解散，实行分田到户，现在看来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一篇高水平的文章。准确的揭示了现时的三农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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